缓解水荒有赖“农村包围城市”——清华大学傅涛谈水资源与农业用水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淡水资源人均只有2710立方米，排在世界的第109位。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将逼近国际上公认的人均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另外，我国水资源利用率很低，约为35％，而发达国家为75％以上，差距很大。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其中90%以上用于灌溉。据统计，我国每年农田灌溉用水量约4000亿立方米，但因灌排工程设施不配套、技术落后、水土管理措施粗放等，其利用率仅40%左右。既然农业用水消耗大、效率低，那是否可以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节水之路来解决城市用水的短缺？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博士。

     傅涛并不认为目前中国的水资源已经到了真正危及生存的程度，“虽然中国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人均水资源仍是以色列的6倍。仅就人口经济相对集中的北京而言，人均水资源也是以色列的2倍。”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加剧目前中国水资源危机的核心因素呢？傅涛说，我国作为一个具有大高差国土特征的大国，历来以治水而立国。建国以来我们发展了强大的水利能力，拥有85000多座水库，超过世界总量的一半；而我们的水资源总量仅为全世界的1/17。理论上讲，这些大坝和水库已经使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水资源调蓄能力。但实际却不是这样，水利工程拦截的水资源用在了哪里？“我们的大水库主要功能是防洪和发电，小水库则主要用于农业灌溉。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挥水资源的调配作用，而且成为水资源越来越紧张的根源。”

       傅涛并未否认水利工程对防灾减灾和农业灌溉功不可没，但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对水利工程缺乏以资源和生态为原则的约束和科学规划，致使水利工程又成为产生水资源问题的关键原因。“20世纪50年代，为了‘根治海河’，在白洋淀流域兴建了百余座大小水库，入淀的河道基本断流，包括海河在内的全部河流成为季节河。结果是白洋淀反复干涸，被‘根治’了的海河出现了缺水和无水的危机。治淮半个世纪，淮河流域建成大中小水库5300多座。在5300多座水库闸坝的控制下，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水体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河道的干涸和污染大大降低了水库间的水量调配能力。”治海治淮的经验教训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傅涛强调“水资源不足问题主要是水资源配置和协调管理方面的问题”。

      对于农业的用水浪费问题，傅涛认为，目前中国用水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全国农村用水量大约占70%，部分省区达到95%，而且浪费严重，农业单位产量耗水量停留在原始阶段，与城市化和现代工业化的集约生产反差巨大。农业用水浪费问题有政策意识上的因素，也有技术环节上的原因。作为城市水业政策的研究者，傅涛认为，首先要从政策法规上出发寻找问题所在，“虽然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归国家所有’，但由于原来供需矛盾不是十分紧张，加之所有者责任主体长期缺位，水资源实际是属地占有，谁拦了就归谁。因此产生了每条河流都存在的成百上千个不同规模的大坝或围堰。农业用水的廉价和随意占有，根本上导致水资源严重浪费和使用低效。”

      资料显示，北京市可利用水资源量为41.33亿立方米，城市总用水量约9亿立方米。而农业用水的比例约占45%左右，且浪费严重，而农业GDP在北京仅占6%～7%。据此，傅涛认为，相对农村用水和水利工程而言，城市用水已经走向集约。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才是北京水问题解决的根本。

     “如果能从农业用水中节省10%的用量，将极大地缓解北京等城市用水的困难。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农业用水的管理几乎成为盲区。”说到这里，傅涛加重语气，“目前急需改变以前自然分配、按需供给的农业水源管理体制，将农业用水纳入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以适应将水作为重要资源集约使用和分配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应该以高效为原则，将农业用水纳入城市为中心的统一管理和调配。”

       对于将农业用水纳入水资源系统管理的核心，傅涛也自有一套意见，“鉴于农业用水在水资源比重极大，应尽快将农业用水作为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尤为迫切。应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将农业用水纳入城市统一调配。要求城市通过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农业用水的优化和节水，以减少跨流域调水的需求。城乡体系规划是城市（或区域）水资源结构性优化的重要手段。应同时加强城市区域水资源的结构性规划管理工作，在全国水资源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将城市区域水资源的结构性规划纳入城乡体系规划，并作为其主要控制内容。积极探讨以合理补偿的市场机制和城市规划的强制手段相配合，实现水资源在区域农业、城市、工业间的合理分配。”来源：科学时报